“个体化”之困：当代法国家庭研究的疑义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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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这篇论文之前，我一直将物化视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趋势，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些细节，最直接的是小说《红与黑》中的封建复辟时期的交换关系和封建时期的包办婚姻制度——它们是不是一种更加直接的交换关系？如果我将物化视作人用物的作为中间物来构建关系，那么包办婚姻制中的交换是否是基于物的关系的？如果我将地位、金钱等客观因素等同于物的，那么很显然，包办婚姻中涉及的交换关系远大于如今我们在婚姻行为中涉及到的交换关系，那么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包办婚姻中的物化要远高于如今婚姻关系中的物化？我想，用这种逻辑来思考的话，现在社会的个人化进程中，物化关系是在减弱的，这推翻了我先前使用的逻辑。
　　我甚至可以依照该文的观点进一步解释“物化现象”，它并非是一种物化，而是社会环境导致个人对物的的追求超过了其余追求，从而在抉择中体现成一种物化，但依据行为人本身的想法，这种物化行为他是可以自我中断的；但在婚姻包办中，这种物化行为、关系主体是无法自我做出选择的，这样对比的话，物化现象在现代、已经远弱于十九世纪了。
　　这种逻辑完全可以提供给我重构资本主义和物化关系相互作用的素材，以便我更正我当前具有极大局限性的结论。
　　倘若从个体化与集体制度之间的平衡来说、现代家庭社会学中对理想家庭关系的阐述几乎就跟我的家庭关系构成没什么差别，怪不得我天天开心得跟个猴子一样。
　　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社会关系，我都从十九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就能看到相应的萌芽，人类与过去的链接之强远超我的感受和想象，连续性不仅在个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全部存在“生命力”的事物都是如此，这就是佛说因果吧（我不信佛，我随便引用的）。
　　对个人与集体的思考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虽然在理论阐述上，个体化与集体和制度化的考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我的成长经验告诉我、在实践上它并非那么困难，不定因素就交给上帝掷筛子好了。
　　而家庭个人化中存在的社会关系悖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应该是无法解决的，这也是我近来特别注重关系可控范围内个人举措的原因吧。

家庭本位的“关系”实践：私人书信中的家庭主义图像（1972—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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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的其中一个作用，在于让掌握人构建出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时代资料、构建出自己出生之前、与自己有关的社会连续性，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自己。
　　爷爷辈的言传身教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我的一部分一定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我了解我的这一部分是由他们而来的，但他们的这一部分是如何来的呢？如果我仅将其归纳为家庭教育，就缺失了这些行为的内在逻辑。在餐桌上、我时常与他们聊天，但都不足以窥探出过去的私人生活全貌，于是我只好将这些家庭而来的内容做“现代解读”；同时我也清楚，我解读出来的缘由与这些观点之所以存在的缘由是有差异的——并且在我基于我所拥有的资料对原生家庭而来的观点做考量之后，也并非全盘接受，所以我需要他们生存年代的史料，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才能知道他们的观点中所拥有的时代正确性究竟在哪里，以此构建我出生前的个体连续性。
　　我的爷爷奶奶有十分突出的家庭本位思想，在年轻的时候、有十分频繁的社会关系往来，在金钱看法上、与我的父亲有巨大差别，早年在家庭谈论中，我父亲道：“你爷爷这辈子都在共产党的保护下，他晓得个啥？”
　　这句话的矛盾非常突出，我立马就察觉到了：我的爷爷为了与我奶奶都在城里过活，也用过诸多手段，为此经历了农村户口在城镇中生存的“物质分配不均、物质短缺”的问题；在上山下乡的政治环境下，钱财的作用远没有关系网可靠，当一个人的努力完全受制于他人决策，连权钱交易都无法生效的时候，权势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绝对物，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如今已大有不同，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下，金钱的作用被放大了数倍，他们的观念自然而然出现了分歧——每个人都是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孩子。
　　虽然此文涉及的史料并不多，但也足够我对爷爷辈的价值观做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因为笔者得出的结论与我的感受并无差别，书信双方与我爷爷辈的经历也多有雷同；如此，我对爷爷辈的了解加深、对我自己的了解也愈加深，也得以反思我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得以尝试跳出我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现象更多的解释，甚至重构价值观基础框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