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1

　　前几日看到一本书，珍妮弗埃伯哈特著的《偏见》，其主要内容是从生理角度阐述偏见出现的生理基础，认为偏见是人类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还没看上述书籍，但我想先谈一下我对歧视的看法。
　　我们的脑袋有一些很巧妙的功能，譬如“预测”和“分类”两种机制，它们帮助我们趋利避害、帮助我们决定我们的行为、也有利于节约我们脑袋的计算资源；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认识到玻璃容易被摔碎，相同材质的物品在我们眼中就会趋于同化——如果一颗子弹打过来，地面有两个掩体，一个是强度高于钢板的钢化玻璃，另一个是钢板，我相信绝大多数不了解材料强度的人会选择躲在钢板后而非钢化玻璃后。
　　当我们查看一张照片的时候，可以从人物的面部表情分析出照片里的人儿拥有什么样的特征——会不会笑，性格是奔放还是腼腆，这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的、不可控制的归类及预测行为，我们的大脑一定会做出一个判断，以便我们决定在见到照片中的人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我们看过的影视剧作品中，纹身总是伴随着暴力，当我们看到纹身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人“很危险”，我们根据脑中的资料来对人群分类，大脑在我们遇到类似样本的时候做出预测并决定我们即将做出的行为，这并不是大脑的弊端，这些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它也确实是偏见这种负面心理产生的生理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教育、经济、政治等因素，世界上存在暴力、无序的族群，凭借经验主义、人脑分类和预测，偏见作为一件保护机制的直观反应，能让我们尽可能的远离危险——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保护机制，也仅能作为保护机制来使用。我拿广州黑人来举例：广州市三元里居住着大量的尼日利亚黑人，我不能否认那里的黑人有不少是非法逗留，所以他们不能取得一份体面的工作，甚至需要借助中国女孩在广州取得住所，有时候也需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赚取钱财（部分）。我能够通过田野资料尽量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理解他们这样做的种种原因，并对他们保持最大程度的善意和理解，但我在面对尼日利亚黑人的时候依旧会保持警惕，这种警惕高于我在面对本土族群的时候。
　　倘若我是公司老板，我的应聘员工中同时拥有两个族群的新进员工，一个族群声名显赫、正派而勤劳，另一个族群声名狼藉，那么站在公司老板的角度，我自是不会去攻击声名狼藉的族群，但我在有得选的时候，自然会选择名声较好的族群所属；除非我们不对人群进行分类，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不用族群来分类，也会用其它的方式。
　　这种选择倾向算不算是一种不公平？以现在对偏见的普遍看法来看，将能力以外的因素加入衡量，是算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倾向。
　　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产生偏见了，只不过当对能力的衡量大于族群的时候，它的体现不会那么明显，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生而拥有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在这种聘用衡量中、族群归宿是可以作为一个因素加入衡量的。
　　但若是回到微观个人上，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也理应仅仅停留于提升警惕的程度，我并不会去拒绝三元里的黑人与我沟通，也不会拒绝去了解他生活的困境和真实想法，更不会将这种保护机制变更为一种攻击欲望，我也不认为这种最基础的、最原始的“低级偏见”是导致如今种族问题的歧视，它最多是如今这种歧视（严重歧视）所产生的前提条件。这种保护机制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与记者、上司与下属、公权与民众，男性与女性。
　　很多人并不能正确的对待这种保护机制，并将其发展成“歧视”和“偏见”，这其中的社会因素是我至今无法理解的问题之一，说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歧视和偏见只是其一。
　　但我至少可以认为：我们不仅仅与外界做斗争，也与我们自己作斗争，人体这套复杂的系统存在很多弊端，譬如让我们趋利避害的归类和预测带来了偏见，让我们联想的模糊及信息不准确带来了偏差，让我们重构记忆、加强信息处理的睡眠带来了意识的瘫痪，我们行动所必须的确定性带来了傲慢与固执；与其它事物一样，人本身也是两块融合的东西。总有一天，人们能找出自身的所有弊病，并有意识的去避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