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5

　　心不在焉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周了，始终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写日记，只好这本书翻一翻那本书再翻一翻、参加一些莫名其妙的学术会议，见到了一个有趣的在日华人作家黑孩，她竟然也有跟我一样的困扰：没办法用第三人称写作，我至今仍在思考这其中除了我们大脑的资料存储方式和思考方式之外的其它因素，并试图克服它。还有一篇对我的既有观念造成强烈冲击的“Inactive Ethnic Identity of Immigrants: A Study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Ikebukuro,Tokyo”，这篇论文在会议的简报文本让我非常在意，可以浓缩为两点：1.池袋地区的华人经营者均认为在日本遵守规则便能很好的生活下去；2.经营者们认为日本的就业环境是“公平又充满机会的”，这对尚未去过日本的我来说是有很大冲击，因为在国内接收到的信息多是年功序列制的弊端和其所带来的社会同质化问题。
　　从经营者的访谈中来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居日本的华人经营者对日本的融入程度是较高的，在访谈中甚至一再纠正调研方对日本制度的歧视（简报），这对现存的其余移民融入的研究结果来说，几乎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对数据严谨性的疑问，并对严谨基础上、这种现象的产生发生了极大的好奇，倘若他们的融入程度高到如此程度，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是如何认同日本制度的？日本的社会是利用什么机制导致这一结果的？
　　实际上，上述提问是有一个前提假设的，这个假设即：对日本的融入是对日本文化的认可，认为自己即是日本的一部分；我的前提假设就已经错了。日本华文作家林惠子老师已居日本四十年，其在写作的时候依旧会在谈及日本物品的时候使用“日本人们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文本，很显然她是有边界将自己与日本人区别开的，她难道不算融入了日本吗？当然是算的，不然也不会写出《远嫁日本》来了。
　　我在前提假设有错误的前提下对原论文的报告者吕钊进老师提了我的疑惑，他回答之后我恍然大悟，融入那团模糊的东西瞬间分成好几块。在对留日社畜何先生和留日学生韦同学的对谈中，我也察觉到了他们对融入不同的看法，最终我重新思考了什么叫移民融入：能满足移民社会性的所需，即算融入。
　　吕老师所述的经营者想法，我认为在更正了先前的前提假设错误之后，将其阐述为“融入程度较高”，是非常合理的，完全能够解释访谈中经营者的行为。
　　而对于何、韦先生两位，以及经营者三种群体间对日本移民状况较大的看法差异，吕老师的初步假设为：“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有所不同”，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待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初步假设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身为经营者的第一代移民多已为人父母，其提到‘视图加入日本国籍并让儿子参选议员’，也就是说其儿子并非日本国籍，他便理应能通过其子的视角去获得社会的其它层面——这种能力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的，但访谈者的反应大多趋同，难道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能力？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也是需要更多相关资料才能继续思考的问题。我个人猜测与其的社会地位有关系，韦同学虽然年龄不大，但与经营者老板的看法稍显相似，与何先生差距巨大——韦同学身为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与经营者有一个共有的特点：有钱。
　　这很可能是他们社会官感产生差距的一个因素。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其取于极其片面的信息。
　　希望能早日看到吕老师的文章，得以反思我所遗漏的部分。